林海雪原剿匪记在铁力县剿匪建政的日子里11唐光裕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按照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部署,我们山东莱芜等县的地方干部七百多人,编成七个连队,随胶东第三师一起开赴东北。东北局分配我们到北满参加剿匪建政斗争。

接受新任务

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龙江省委组织部找我和孙兆鸿同志谈话,要我们到绥化地区的铁力县去做接收、改造伪政权和建立人民政府的工作。铁力县是绥化地区东南角上的一个小县。周围各县都已建立了人民政权,只有铁力县还没有干部去接收，暂由安庆县代管。与我们同去执行这一任务的还有徐伯生同志,他已经先走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揣着省委的介绍信,背着背包向火车站走去。二月的北安(当时的龙江省省会),还是滴水成冰的寒冷季节,北风从棉袄袖筒里一个劲地往里灌。由于当时生活艰苦,我们从山东过来的地方干部,都没有发衬衣衬裤,穿的是空心棉袄棉裤,冷风钻进来,身上冻得直起鸡皮疙瘩。背包更是简单，就是一床被子。那个时候的火车,没有固定的到停时间,我们怕赶不上火车,尽量加快脚步。火车车厢里,也不比外面暖和多少,破旧的车体一走“咣当” “咣当”直响,寒凤从破碎的车窗和地缝里钻进来,火车走走停停。我透过车窗,望着冰封雪锁的大地,满目荒凉, 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造成疮痍,随处可见,天际下萧索的荒村,很少见到几缕炊烟。沿路上下火车的贫苦群众,穿得破破烂烂,满脸愁容。

傍晚,火车到了绥化。地委给换了介绍信,叫我们先到庆安了解一下情况,再到铁力去。

庆安县委设在县城的大兴当,那里有一个院落,四周是围墙。我们找到县长赵树森,他正忙得不可开交。晚上,才有了一点空闲,把他所掌握的情况向我们做了详细地介绍。他说: “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绥化地委派尹东征、刘之远、王可风等同志,带一百人左右的部队,接收了庆安县,由尹东征同志任县长。原庆安县伪县长刘绪宗和伪县大队长国常有串通一气,收拢了汤原、东兴、铁力、庆安一带伪警察、消防队、森林警察及一些地痞恶棍,拉起了土匪队伍。匪首除国常有外,还有于振江(匪名叫黑龙),王忠清(匪名叫五州)、林警佐、孙毛子等。他们联合起来,抗拒我党接收。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匪首国常有,黑龙,五州带三百多土匪进犯我庆安县城。当时,尹东征等县委领导同志率部队住在大兴当内,县政府仍在伪县公署原地办公,那里住的多是留用人员,没有部队警卫。匪徒迅速地占据了县政府,又将大兴当四面包围起来。警卫大兴当的部队只有一百人左右,面对三倍于我的土匪，战士们打得很顽强,土匪的几次冲锋都被打退了,激战一直进行到第二天中午。情况很紧急,直到缓化地委派来援兵,土匪们才逃走了。

“后来,我们经过一番工作,收编了国常有、黑龙、五州等人的土匪队伍,为了稳定他们,将其改编为龙江军区警卫营。但国常有、黑龙、五州等匪性不改,不听指挥,不听调遣,对我党总是耿耿于怀,一直阴谋策划,寻机反叛。一九四六年一月,省军区确定要缴他们的械,省军区参谋长周伟和庆安县委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这一天,通知国常有、黑龙、五州带所有排以上干部,到庆安县委听军区副司令员于天放讲话。黑龙、五州心中有鬼,对国常有说,开会没好事,我们不去,你是营长代替我们了,要问就说我俩有病了。结果黑龙、五州没有来。国常有来了后,被让到县委书记办公室,连排长们都进会场去了。国常有在办公室里抽烟、喝水，周参谋长和杨子荣陪着说话。在会场里的连排长们,一看按通知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个连长嘴里骂骂咧咧地带上他们的人就要走。这时,早已布置好的两个连队,在岱政委的带领下,堵住了一切出口,当场宣布了缴械的命令,那个连长刚要动手,立即被岱政委击毙,其他人都被缴了械。国常有听到会场里响枪,站起来就要往外走,周参谋长说,今天你走不了啦!杨子荣迅速把国常有的枪下下来,国常有被抓获了,黑龙、五州发觉形势不妙,拉起土匪队伍很快上了山。不久,匪首国常有被处决。

铁力县是一九四五年末,尹东征同志派四连(就地刚组建起来的)连长带十几个人到铁力县去接收的。当时铁力镇的秩序混乱,土匪经常出没于镇内外。匪首林警佐,孙毛子的家就在铁力镇内。每天晚上都可听到枪声。一九四六年初,尹县长到铁力,将四连改编为铁力县大队,由一名留用的职员任大队长。尹县长调走后,庆安县委派留用人员李大光等七人到铁力,成立了铁力县佐办事处,由李大光任县佐,方家和任秘书。前几天省委派徐伯生同志来,已经去铁力了。

上任

三月六日,我和孙兆鸿到达铁力。赵县长还给我们派两名干部来协助我们,都是国高刚毕业的学生,家也都住在铁力县，一个叫温洪志,另一个叫何家达。车站离县政府六里路,小温和小何扛着行李先走了。我和孙兆鸿下车后,一边走一边察看铁力镇的情况,并想找几个老百姓聊聊。在街上,遇到一个赶马车的,他看到我们的装束,慌慌张张地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又遇到几个老百姓,我们刚要上前搭话,他们也都赶忙躲开。

到了县佐办事处,只见二十几个人的欢迎队伍,站在门两旁,在鼓掌欢迎我们。其中有一个和我们装束差不多的二十六七岁的英俊青年,不用说就是徐伯生同志了。徐伯生把县佐李大光、方家和等留用人员一一向我们作了介绍。

晚上,我们和孙兆鸿、徐伯生三个人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会,确定成立铁力县党支部。他俩推选我当党支部书记。第一次支部会研究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改造铁力县,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们分了工,徐伯生同志是四川人，那年才二十六岁，学生出身,文化水平比较高,在我们三个人中,他算是秀才了,在部队里是师里的营职宣传干事。他很能打仗,也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所以分工他管政府那一摊。孙兆鸿同志二十五岁,在山东搞过武工队,分工他抓武装工作,负责县大队。我那年二十三岁,在山东时主要搞群众工作,分工负责组织、发动群众。

第二天,我们接收了县大队,先把武装抓到手。县政府的接收工作开始后,我们普遍找伪政府职员谈了一次话,讲我们党的政策,使其安下心来,好好进行改造,跟上时代的步伐,为广大群众服好务。徐伯生同志按照原伪政府中的分工,让各科的科长分管财经、粮食、林业、交通和社会秩序等项业务工作。农村工作一时间还顾及不上。

我们虽然接收了县政府和县大队,但是铁力县的正常秩序还没有恢复,土匪在县城周围经常出没;县大队的成份也很复杂,有的和土匪有联系。所以,我们三个人格外谨憤。县政府是个四合院,大门在南边,院外四周还有个围墙,左厢房是厨房和马厩,北面和右厢房是办公的地方,县大队住在靠大门的左侧。四合院的中间有一个防火瞭望楼子,底部是个空屋,墙壁是很厚的砖墙,窗户也不大,上边安着铁筋。我们就把住宿的地方选择在那个空屋子里,搬进去两箱手榴弹,如遭到土匪袭击时,瞭望楼就可以当成工事。睡觉的时候,县大队在门口给我们站岗,我们三个人,加上徐伯生新找的警卫员陈嘉骥,晚间在屋里轮流值宿,随时都有应付发生突然事变的准备。

来铁力还不到一个星期,一天夜里,我在屋里值宿,发现门口站岗的士兵不见了,枪和子弹袋放在墙根。我到门外,把枪和子弹捡起来,到县大队找排长。县大队共两个屋,外面大屋是士兵住的,里面小屋是大队长和排长住的。大队长每天晚间回家睡觉,排长每天在队部值宿。我看排长的屋里还亮着灯,便舔破窗户纸往里一看,屋里挺阔气,炕上铺着虎皮垫子,那个排长脱光了身子,正搂着一个妓女,在抽大烟,手枪放在大烟盘子边上。我一看他那个架势,没有惊动他,把枪和子弹袋轻轻地放到县大队门口。回到住处,我更不放心了,眼睛盯着大门口,耳边听着四周的动静,这时候真正站岗的就是我了。

天快亮了,那个排长出来解手,一看枪和子弹袋放在门口,人不见了，只听他骂了几句,又叫出一个当兵的,算是把岗站上了。又过了一个星期,那个排长也不辞而别了。对于这样一支武装,我们是不放心的。孙兆鸿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把那些实在不象样的,清理出县大队,吸收进一些工人、农民,逐渐改善了县大队的成份。三个月之后,县大队发展到五十多人,我们三个人才不用在屋内轮流值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