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铁骊导演准备了两年终于拍出电影版红楼梦实现原著再现

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电影重新焕发生机。它衔接了两个阶段，即十七年电影传统的恢复，和电影创新娱乐化的新发展。

八十年代的影视文本创作者的机遇赶着改革开放的社会浪潮，并经受着八十年代理性思潮的洗礼和冲击，文化输出方面有着迫切地需求，《红楼梦》影视文本地创作为中国民族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地传播提供了最有利的载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涌现出一批文学经典小说文本的影像化创作的作品，文学经典名著的思想主题应当与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相呼应。

影视文本创作者都认识到了《红楼梦》自身多元化的叙事主题，文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给影视文本的创作带来了活力，但是在由于影视本体的特质，又不得不选择叙事的侧重点。

《红楼梦》小说文本叙事主题的丰富与多元是影视文本难以驾驭的，是因为“每一个时代，对电视剧的创作，都需要在原著中，找到足以启动现代情感共鸣与思想共振的内涵，寻求为现代观众接受的叙事方法，才能给观众带来真正的审美感。”

由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红学研究范围内对《红楼梦》的主题有着多元化、多角度的发展趋向，但是以蓝翎、利希凡为代表的“社会历史批评”理论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很大，所以学术界对《红楼梦》的主题研究仍然是以“揭露批判封建社会”为主流思想主题。

谢铁骊导演是中国诗意电影的代表人物，很早就有拍摄电影文本《红楼梦》的想法，通读几遍《红楼梦》小说文本之后，1985年进行剧本的创作，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前期准备工作，于1987年开始正式拍摄。

系列电影虽不是遵照官方意志进行的创作，但是谢铁骊的创作团队仍然坚持着忠于原著的改编原则。

这一时期，谢铁骊导演与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作家产生了极强的共鸣，将“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民间民俗生活的挖掘、历史文化传统的反思”迫切融入到自己的电影文本创作中，加之八十年代文学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系列电影《红楼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精英阶层的文化特点。

系列电影《红楼梦》侧重于展现对封建历史的回望，对封建社会泯灭人生价值进行批判。电影文本编剧谢逢松阐述《红楼梦》的主题时说道：“《红楼梦》是‘风月宝鉴’也是‘历史宝鉴’、‘社会宝鉴’。”

电影文本的创作团队认为，《红楼梦》既可以回望反思历史发展，总结现实带来的经验教训，又可以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反映出世界的真实面貌。

谢逢松认为中国四大名著是作者用血著成的伟大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作者通过整理民间文学融入艺术创作形成的，是“人造血清”，但是《红楼梦》是曹雪芹用自己半生的真实血肉写成的。

“它的主题、它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封建社会的最大罪恶是毁灭天才！”所以系列电影《红楼梦》呈现了贾宝玉身处封建社会面对鲜活生命的逝去，一次次地感慨与顿悟，他天资不凡，但在逼仄压抑的社会环境下只能顺从传统礼教的安排，结成金玉良缘的婚姻，满足长辈对其仕途经济的寄望。

王熙凤被视为脂粉队的英雄，但也在封建社会绝对男权的重压下，在外表华丽实则不堪的现实泥潭中苦苦挣扎，最终沦落为家族势力和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系列电影《红楼梦》除了对封建社会进行了批判，还对宝黛的爱情进行了展现。谢铁骊并没有受到海派红楼电影的影响，没有运用爱情主题来迎合电影娱乐化和商业化，切忌运用标新立异的创作原则，以宝黛爱情作为贯穿线，突出家庭人伦关系与矛盾冲突。

我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逐渐运用和普及电视机，影像文化传播的主导媒介由电影转向电视，在大众文化传播领域，电视对受众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电影，电视剧文本作为一种收视便利的影视文本很快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

中国经典的古典小说拥有丰富的内容和宏大的叙事，对影视文本的叙事具有较大的挑战，电影文本因其银幕时长的限制，容纳小说文本庞杂恢弘的内容有较大的局限，而电视连续剧较长的时长优势，以及契合章回的小说结构形式，迎合了观众阅读古典小说的审美经验，更容易产生审美共鸣。

电视剧文本的创作继承了传统的宣传性和教化性的文化功能，这一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经典小说文本社会宣传的职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改变，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观念变化和认识差别，使社会文化领域迫切进行新思想的传播和文化的建设。

《红楼梦》电视剧可谓是这一时期的文化精品和典型代表，成功地利用电视剧文本传播主流精英文化，在改编态度上体现出了正统文化的审美趣味，导演王扶林说：“我对电视剧《红楼梦》的艺术追求就是忠实地再现原著。”

他认为，作为影视文本的创作者想展现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但是面对《红楼梦》要忠于原著，所以叙事主题的处理着重体现主流文化价值取向。

编剧周雷强调，《红楼梦》是通过四大家族，以贾府为核心的封建家族的家庭社会悲剧，还包含着以贾宝玉为核心黛、钗、湘等薄命女儿的悲欢离合与婚姻悲剧，这些悲剧汇总成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