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系列电影「解析刑侦题材电影的黄金时代」

2011年以来，香港影人为获得更高的市场收益，加强了对自身的调整力度，进一步向内地文化靠拢。且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内地在陆港合拍片中所占的投资比例与日俱增，这便使陆港合拍片与内地影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已经很难从中辨认出香港电影的特质了。

2013年出品的刑侦题材陆港合拍片《毒战》首次将拍摄地点移至内地，且最终以大陆的法律惩治了罪犯，这不仅代表着陆港合拍片及香港影人自觉向内地文化融合的趋势，更反映出港人对自己“中国香港人”政治身份的认同。

此外，该片对表现尺度的尝试也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内地刑侦题材影片的创作。2014上映的影片《白日焰火》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该片以艺术、商业与电影审查制度间的“三和谐”，成为了刑侦题材电影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尔后，跟随《白日焰火》的步伐，一大批既符合消费者观看需求又能传递出创作者态度的刑侦题材影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开拓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合拍是为了叠加参与者双方的优势，也是国际电影界的常用手段。香港电影拥有成熟、独立的电影工业系统，擅长迎合市场制作影片，这对内地刚刚起步的电影市场具有激活的催化剂作用。同样，内地庞大的电影市场、巨大的消费能力也是香港电影界多年来一直觊觎的目标，两地合拍可以各得所需。

在CEPA协议生效之初，香港电影人们便逐渐开始向内地文化与内地电影靠拢，他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摄下不断修正着自己的文化，当这种日积月累的修正持续几年后，“合拍片说来说去仍旧是融合问题。”同时随着内地经济的高速崛起，社会财富积累迅速，社会繁荣和个体幸福广受瞩目，在合拍逐渐深化的过程中，香港开始愈来愈趋向于弱势地位，越来越依赖内地电影市场。

到了2011年，香港与内地共合作生产影片29部，香港平均在每部影片上投资1383万元，而内地则平均在每部影片上的投资2077万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内地的投资无论从整体上、还是个体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

回顾CEPA签署初期，在香港导演们尚不熟悉内地影片生产路数、观众喜好的情况下，常将“香港男星”加“内地女星”的组合方式作为合拍片选角的套路，内地女星李冰冰、张雨绮、宁静、叶璇等人均在刑侦题材合拍片中饰演过无足轻重的配角，这多是为了达到对合拍片中“内地主要演员的比例不得少于影片主要演员总数三分之一”的标准。

但事实上，“明星的魅力并不能完全用个人独特的吸引力来解释，而是明星所象征的特定意义，并建构成一系列意识形态上的意义符号”，这些符号是与性别、阶级、地域、种族、文化等概念相关联的。正如香港明星是表征香港的意义符号，他们在合拍片中充当着无可替代的主要角色，使早期的刑侦题材合拍片中充满了鲜明的香港符码。

到了2011年，这种情况终于出现了转变。随着陆港合拍刑侦题材影片《追凶》海报的发布，人们赫然发现内地男星王宝强与香港男星刘青云左右并列于其中。这是内地演员首次在刑侦题材合拍片中担任主要角色，王宝强在片中饰演了一个连环杀手吴在军。

虽然该片在豆瓣上的评分仅有4.4，但这主要是因为影片在整体剪辑和故事讲述上太过零散，使电影风格令人难以接受，但在演技上，刘青云和王宝强无疑仍是实力派。此后，内地演员孙红雷、杨幂、冯绍峰等人也开始分别在不同的刑侦题材合拍片中挑起了主角的“大梁”。不难看出，合拍片的创作主体已经在悄然置换了，在演员的选择上倾向于内地，这便意味着合拍片文化的融合。

同时，作为“香港电影标志”的导演徐克，则意欲打造的古代刑侦题材影片《狄仁杰》系列，他开始尝试从“家国之外的书写”重返“家国中心”，其中展现出的大唐胜景即可说明，且无论是《通天帝国》中阴森可怖的地下“鬼城”，还是《神都龙王》里藏匿着怪物与阴谋的、四通八达的洛阳城水系，实际都是被高度集权化的中国古代王朝所容纳、包含在内的。

可见，而内地主流电影文化对香港电影文化的“驯服”，一方面是基于合拍语境下内地对话语权的掌控，而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相同的文化底基中，内地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对香港文化产生的强大交融调和能力。

2013年4月13日，在第23届香港金像奖的颁奖晚会上，刑侦题材陆港合拍片《寒战》获得了包括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在内的九项殊荣，成为了当晚的最大赢家，该片无疑也成为了刑侦题材陆港合拍片发展历史上的关键转折点。

影片大幕一开，热闹但平静香港街头被一个爆炸案打破了平静，紧接着一辆冲锋车失踪，车上五名警员被挟持，其中一名警员李家俊是警务处现任行动处副处长李文彬的儿子。但不巧的是，香港警察局的最高首脑警务处长外访未归。

于是在接下来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内，梁家辉饰演的“鹰派”行动副处长李文斌与郭富城饰演的“鸽派”管理副处长刘杰辉便因这场代号为“寒战”的侦查行动不断发生正面冲突，为争上位，分庭抗礼。刘杰辉因李文斌查案不遵守基本法为由，将他罢免，自己亲自上阵展开调查，然而他也难逃被罪犯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失败，警方的行动总是被犯罪分子抢先一步知晓，可见警方内部出现了变节者。

无奈之下，刘杰辉只得招来廉政公署的外援帮忙查案。最终，刘杰辉通过黑火药的化验报告及被劫警员衣物中环境气候数据的化验结果将目标锁定在了李文斌独子李家俊身上，至此案件真相大白。

且与以往香港电影中常将警察视为具有道德感、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普通人加以宣扬和赞美有所不同，《寒战》中的刘杰辉是一个全新的体制化英雄，他崇拜法治精神，强调执法程序的正确性与公正性，他不仅是权利的拥有者，更是制度的执行者，面对试图以独裁手段解除危机的李文斌，他大喊出那句“你这是人治不是法治”，彰显了其对法制制度的坚守。

正如影片中刘德华扮演的保安局长在面对记者的提问时，这样答复道：“廉政公署的例行调查，是不需要我同意的。”这便直言不讳地告诉观众，法律高于一切。

影片消解了香港电影的部分狂欢精神及对个体生命存在意义、情感状态的关注，换取了向家国大义的靠拢，基本上达到了内地主流文化所追求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目标。

同时，电影还是承载表达的重要介质，与内地主流文化的融合固然是刑侦题材合拍片发生重要转向的重要原因，但其背后呈现出的则是港人对身份、对政治的认同态度。

在《寒战》一片中，这种微妙的态度集中体现为港人在面对特区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保安局的态度上。有这样一个情节设置值得关注，片中保安局长露面的记者招待会，事实上完全可以由杨采妮饰演的总警司公共关系科主管梁紫薇来充当发言人，但影片安排让保安局长来发表讲话，则进一步体现出港人对保安局与特区政府的认可。

换言之，保安局在本片中的存在是一个起象征意义的符号，虽并不直接介入到剧情冲突中，但也不可或缺。这样一种设定，皆因特区政府和保安局都是同内地中央政府有着密切关联的机构，皆因港人逐渐生成的对自己是“中国香港人”政治身份的认同。

2013年，被称为“香港电影最后的坚守”的香港导演杜琪峰完成了首部两地合拍刑侦缉毒题材影片《毒战》。杜琪峰作为香港电影的抗大旗者，在“北上”之前就已经并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并与韦家辉、游达志等人一起创办了银河映像电影公司。“北上”之后，他也顺理成章地发挥了自己的创作优势，实现了个人空间的扩大，同时不断找寻着香港与内地的契合点，在其影片中表现为对内地文化的认同。

相比于内地人视国为家的家国情怀，香港人似乎是“以城为家”的。早期经典香港电影都致力于讲述香港那座城和人的故事，人与城融为一体，成为香港电影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然而随着香港与内地电影的不断融合，香港城市与人物之间的内在修辞关系似乎正在渐渐堙灭，开始仅作为一个故事发生的地点或是一个角色背景的平面布景而存在。

“一部电影的主要空间，不仅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而且它往往确定了这部影片的气质和精神特性。”在“北上”香港影人们的作品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对内地景观的展示，这些景观一方面是作为承担解决故事矛盾的叙事场域而存在的，另一方面则更多代表着香港电影人在探寻电影文化身份过程中主动选择的一种路径。

杜琪峰在《毒战》的拍摄过程中，保持了“银河映像”团队的一贯水平，杜琪峰导演，韦家辉、游乃海等人担任编剧的制作阵容，再加上深谙内地电影游戏规则的合作伙伴刘燕铭的协助，不难看出他们对于这次合拍的重视。

影片首度将拍摄地搬至天津与珠海，完全脱离了香港，内地的景观被展现为灰色的、凌乱的北方发展中城市。影片讲述了在津海市郊外的一家毒品加工厂里，提炼冰毒的高压反应釜正在发生泄漏，温度不断升高，随时可能发生爆炸，工厂主人蔡添明不顾妻子的苦苦哀求，一心只想保住这条能让他发财的生产线，可泄露的毒气让他被化学品侵蚀。

在工厂爆炸的前一刻，蔡添明跨过倒在地上的妻子夺门而走。因为爆炸可能会引来警察，蔡添明驾车急速逃离，但中毒过深，失控撞进路边一家饭店被捕。津海市禁毒队队长张雷发现蔡添明身上有浓重的麻黄素味道，于是对他展开调查，在他出事的车内，张雷找到一部手机，里面有几十个同一号码的未接来电和一串类似暗号的数字。

同时，顺着蔡添明车上的行车记录，张雷还发现了他的制毒工场。经过审讯，蔡添明手机里的未接来电是给他制毒工厂运送原料的货车司机打来的。蔡添明证据确凿，完全可以定案，但是这辆货车来自于缉毒战线无人不晓的大毒枭黎振标，蔡添明不仅替他加工毒品，还会联络本地一个叫哈哈哥的毒贩帮他散货销售。

如果能够顺藤摸瓜，就能一举捣毁这个巨大的毒品网络。因此张雷答应蔡添明让他戴罪立功，免于一死。张雷迅速制定了计划，他打算带上蔡添明，打一个时间差，假扮黎树昌见哈哈哥，然后再装扮成哈哈哥接待黎树昌。

难以预料，黎树昌十分小心谨慎，直接摆出毒品让张雷吸食，张雷只好照做，才取得了黎树昌的信任。艰难打通第一个关卡，禁毒队连夜行动，兵分两路，一路接管了哈哈哥的港口，另一路则去了蔡添明的工厂。

哈哈哥这样的业余毒贩与蔡添明的徒弟大聋、小聋这种亡命之徒自是无法比较，加之蔡添明对工厂地道的隐瞒，使禁毒队不仅没抓到大聋、小聋，还致使数位缉毒警因公殉职。尽管恨不得枪毙蔡添明，但为了不让死去的干警白白牺牲，要把黎振标背后的香港黑帮一网打尽还必须要蔡添明的配合，张雷忍耐了下来。

他带着蔡添明扮作哈哈哥顺利取得了香港黑帮七人组的信任，按照计划，香港七人帮会通知货车司机，将哈哈哥要的货从粤江运到津海交易，那时警方就可以将他们人赃俱获。第二天清晨，蔡添明带着香港七人帮向渔港进发，蔡添明看着疲惫的警察，认为时机已到，遂把七人帮和货车引到了一座小学附近。

蔡添明的计划十分阴毒，根据他的计算发现武警们大都埋伏在渔港，现在监视他的警力一共只有13人，且都疲惫不堪，而毒贩们加上货车司机则有10人，且在小学门口枪战，警察一定会有所顾忌。蔡添明先发制人，开车撞翻了女警小贝，并借校车和孩子掩护。一阵混战，七名香港毒贩皆被击毙，张雷等警察也身负重伤，蔡添明趁机逃跑。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千算万算的逃生计划竟会失败在大聋小聋身上。当蔡添明丢下手枪向赶来的张雷走去时，导演设计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张雷举枪瞄准他，心中升起无数当场击毙他的念头，但依法办案是警察的天职，张雷还是决定控制住蔡添明，先解决大聋小聋。

而蔡添明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断臂求生”的人，正当缉毒警与大聋小聋两败俱伤之际，一只冰冷的手捡起了地上的枪支，最终包括张雷在内的所有人都死于断骨脱拷的蔡添明之手。张雷临死前用尽最后的力气，把自己和蔡添明拷在了一起，此时武警赶到，将蔡添明逮捕。

导演选择用一场惨烈的胜利来体现缉毒工作的真实与危险。每年，我国有大量的缉毒警察牺牲，而且为了保护他们的亲人不被报复，这些牺牲的英雄们得不到公开表彰，无法树碑立传。虽然编剧在影片里没有吝惜笔墨去体现缉毒干警的机智勇敢、运筹帷幄，但当他们以血肉之躯面对亡命徒的枪口，为打击毒品犯罪所付出的代价依然沉重。

《毒战》并未采用与其上一时期拍摄的影片《三岔口》相似的“智匪 顽警”双雄设置，狡鼠戏猫的戏码基本没有上演。尽管蔡添明利用自己的阴险与狡诈做出了几次反抗，但所有伎俩却都如“跳梁小丑”一般无力与可笑，皆是困兽犹斗的垂死挣扎，以蔡添明为首的一众香港毒贩的命运，被牢牢地控制在象征父法的内地公安手中，其最后遭受法律制裁、伏尸刑台的结局也早已注定。

杜琪峰如此处理，可谓与其早年拍摄的影片大为不同，体现出对内地电影审查制度的臣服及对内地秩序的咬合，而这一切无疑是建立在政治认同基础上的。

《毒战》通过首次将内地政治文化作为影片创作前提，且首度将拍摄地点迁移至内地等方式，成为了刑侦题材陆港合拍片发展道路上的先行者。

至此，刑侦题材陆港合拍片越来越难以从情节中、从影像里、从对白中辨认出“港味”，也许正如香港著名影星成龙所说的那样：“现在没有什么叫香港电影、什么叫国内电影，现在只有一种电影，叫中国电影。”

此外，2013年该片上映后，电影所呈现出的尺度也曾在当时引发热议，片中对公安吸毒、警察集体牺牲、注射死刑等画面情节的直接展现，达到了内地电影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毒战》也成为了这一方面的“先行者”。

他的尝试并没有白费，之后《白日焰火》、《冰河追凶》、《暴雪将至》等影片的顺利上映无疑都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毒战》对表现尺度的尝试。当然，我们也不能将这种功劳简单归结于一部作品之上，从更深层面来讲，这种变化实际来源于电影管理部门的不懈努力。